《叶适简介》 ► 查看396篇诗文

叶适（1150—1223年）字正则，号水心居士，温州永嘉人，南宋时期著名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政论家，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。

淳熙五年，进士第二名；历仕于孝宗、光宗、宁宗三朝，历官工部侍郎、吏部侍郎、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。对外力主抗金，反对和议。宰相韩侂胄北伐金国失败，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，因军政措置得宜，曾屡挫敌军锋锐。金兵退后，进用为宝文阁待制，兼江淮制置使，曾上堡坞之议，实行屯田，均有利于巩固边防，后因依附韩侂胄被弹劾夺职。嘉定十六年，卒，予谥忠定。

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，与当时朱熹的理学派、陆九渊的心学派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是温州创业精神的思想发源。

叶适出生在浙江瑞安县城。叶适的少年时代，家境贫困。“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，贫蒉三世矣”。父亲性情开朗，有大志而未入仕途。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，正逢水灾，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，自此更为艰难，居无定址，先后迁过二十一处，“穷居如是二十余年”。11岁时，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，叶适经常在林家嬉戏，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。据他自己的回忆，从此受教、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，前后有40年之久。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，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、刘愈、刘夙等。

13岁时叶适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（今浙江温州）；15岁，学诗、学时文，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。《宋史》本传称他“为文藻思英发”，而全祖望评论说：“然水心工文，故弟子多流于辞章。”

16岁时，叶适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，为稻粱谋，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（1167）。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，除陈傅良外，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、林鼒兄弟等。

从19岁开始，一直到28岁，即淳熙四年（1177），叶适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，曾从学于郑伯熊，上书宰执叶衡，结识了陈亮、吕祖谦、周必大等。

这十年间，叶适到过临安，时为乾道九年（1173）；淳熙元年（1174），叶适上书叶衡，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。叶适在这封《上西府院书》中，纵论天下大势，指出天下之患在于“朝廷之上，陋儒生之论，轻仁义之学，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”。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，权利害之实，以先定国是于天下。具体地说，一是政治上的有为：收召废弃有名之士，斥去大言无验之臣，辟和同之论，息朋党之说。重台谏而任刺史，崇馆阁以亲讲读。二是经济上的措施：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，罢太甚之求，以纾民力。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，委诸路以择材，鼓舞士卒之勇气，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，屯田耕种以代军输。四分上流之地，积极准备北伐。

叶适提出中兴的“大略”，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“诚”、“赏”与“罚”。诚，是指发号出令，必思生民之大计，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。赏，是指爱人之功，求人之善，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。罚，是惩人之过，明人之恶，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。以后，叶适多次上书朝廷，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。

这一年叶适才25岁，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，他很失望。

淳熙二年（1175），叶适26岁，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，与陈亮、吕祖谦相聚。

叶适，字正则，学者称水心先生，南宋绍兴二十年(1150)五月初九(公历5月26日)生于瑞安县县城南门望江桥一带，一个三世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。父光祖，字显之，教书为业。母杜氏，是一位勤劳贤慧的农家妇女。她生于瑞安，善于教子，给童年时代的叶适影响很大。叶家祖籍处州(今丽水地区)龙泉县，光祖之祖公济徙居温州瑞安县。

迁居永嘉

十三岁随父迁居永嘉(今温州市)。时浙南水灾频发，叶家遭灾。少年叶适无定居，飘泊于瑞安。永嘉间。

叶适居住过永强、楠溪等地。叶适从小聪慧，童年随父读书，少年受教于陈傅良，青年结识名士游学大江南北，博学多师，终成有宋一代大儒。求学地方：瑞安，温州、乐清(白石。北雁荡山)、永嘉(楠溪)、永强、瓯海、金华、义乌、永康、武义、衢州、嘉兴等。

叶适十一岁寄学于瑞安邻居林元章家。林家聘陈傅良为师，叶适始受教于陈傅良，从游四十余年。陈傅良(1137-1203)，字君举，学者称止斋先生，南宋瑞安##村(今凤川)人。乾道八年(1172)进士，官至集英殿修纂、宝谟阁待制。曾主讲于永嘉城南茶院寺学塾，湖南岳麓书院等，创办仙岩书院。师从薛季宣，结交张栻、吕祖谦、朱熹、陈亮等，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。叶适《陈傅良墓志铭》：“余亦陪公游四十年，教余勤矣”。(《水心文集》卷16《宝谟阔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)

叶适十四岁在毛主办的永嘉县城南茶院寺学塾读书。

后又在永嘉楠溪从刘愈学习，并与当时名流戴溪、王楠、陈武、刘凤、刘朔等结识交游、问学。刘愈，宇进之，永嘉楠溪人，绍兴二十七年(1157)任温州州学学正，以义行慈善著称，长叶适55岁。叶适《刘子怡墓志铭》：“余少学于君……。”

王楠(1143—1217)，字叔，号合斋。永嘉亭山人。乾道二年(1166)进士，历官国子司业，赣州知州。为官刚直，为文古谈，为陈傅良、叶适等人所叹服。叶适《王楠墓志铭》：“余稚从公至耄。”《水心文集》卷《王楠墓志铭》

滓熙八年(1181)，叶适三十三岁，守制已满，改任武昌军节度推官。因少师史浩荐，叶氏力辞升招之召，改任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。叶适在苏州游览许多名胜古迹，写下《虎丘》，《齐云楼》、《灵岩》、《葑门》等诗篇。淳熙十二年(1185)叶适三十六岁，被召人都，以宰相王淮推荐，改京官，授宣教郎太学正，改太学博士。

上殿札子

为应召对，叶适准备了奏稿四十余篇。淳熙十四年(1187)，叶适上殿轮对，进《上殿札子》，论复仇大事。《上殿札子》提出“变国是、变议论、变人材，所以举人事”的变革主张，深深打动了这个有志恢复的宋孝宗皇帝的心。孝宗看了这个奏札“惨然久之”。

叶适上书丞相周必大，荐举陈傅良、刘清之，陆九渊、郑伯英、吕祖俭、徐谊、杨简、戴溪等三十四人。这些人“后皆召用，时称得人”。叶适上书、荐士的举动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反响强烈。朱熹在致陈亮的信中十分赞赏叶适。(参考《朱文公集》卷三十六：“承谕正则自以为进，‘后生可畏’，非虚言也。想已相见，必深得其要领，恨不得与闻一、二。”)叶适在任满改官的过程中，同陈亮，朱熹都有书信往来。(《水心文集》卷六)

《陈亮集》卷二十八·《又乙已春书之一》：“正则学识，日以超颖，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。”

泞熙十五年(1188)六月，发生了朱煮被兵部侍郎林栗参劾的事。叶适上《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》，激烈抨击林栗以政治权力来，压制学术的恶劣行径。朱熹(1130~1200)，字元晦，号晦翁，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。卒谥文。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，长期在武夷山聚众讲学，著作等身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(参考《宋诗三百首》328下图)

淳熙十六年，孝宗内禅，光宗即位。叶适以太常博士上书《应诏条奏六事》，再论恢复之事。（《水心别集》卷十五·《应诏条奏六事》)淳熙十六年五月间，周必大免去相职。叶适请求外调，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安抚司参议官，任上作《江陵府修城记》。陈亮作词《祝英台近·六月十一日送叶正则如江陵》。(《陈亮集》增订本卷二十九)

淳熙四年（1177），叶适得周必大的保荐，漕试合格，中举人。次年春，中进士第二名。自此，叶适踏入仕途。叶适在廷对中，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。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，但十多年过去了，却没有尺寸之效。王业偏安于一隅，庶政积废于今日。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，要革去弊政，收复失地。

淳熙五年（1178），叶适授文林郎、镇江府观察推官。是年母病逝，服丧。八年，服除，改武昌军节度推官。同年秋，宰相史浩推荐叶适等，叶适辞不就。淳熙九年，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，居平江（今苏州）。在平江首尾四年，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，冬，参知政事龚茂良荐，奉召赴临安。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，改宣教郎，任太学正。次年，升太学博士。

叶适在奏对中，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、五不可。四难是：国是、议论、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；现实是：兵以多而至于弱，财以多而至于乏，不信官而信吏，不任人而任法，不用贤能而用资格。叶适向孝宗说：“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，岂非今之实患欤。沿习牵制，非一时矣。讲利害，明虚实，断是非，决废置，在陛下所为耳。”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，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，也无可如何，说自己的眼病很重，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。谁能担当此任的，你就同他说去吧。叶适再次进言，孝宗“惨然久之”。

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，叶适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，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。后来证明荐人正确，这34人被召，在朝政中发挥了大作用。这一年，林栗发起对朱熹的攻击，叶适为朱熹伸张，说从郑丙、陈贾到林栗，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，是没有道理的，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。

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二月孝宗禅位，太子赵惇即位，是为光宗。五月，叶适任秘书郎，仍兼实录院检讨官。乞外补，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。作《上光宗皇帝札子》，言国家有六不善，即：今日之国势未善，今日之士未善，今日之民未善，今日之兵未善，今日之财未善，今日之法度未善。叶适说：“不先明治国之意，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，心蠹而枝披，支离而涣散，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。”可是仍然毫无反应。绍熙元年（1190）十月，叶适以秘书郎出知蕲州。

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，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，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。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。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，父子之间隔阂很深，从此光宗不朝孝宗。朝廷危机加深，国事艰危，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，可说是费尽心机，陈傅良痛哭于庭，赵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；太学生也上书。绍熙三年十一月，叶适等上疏，请光宗朝重华宫，不从。绍熙四年（1193），叶适奉召赴临安行在，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。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，不朝重华宫。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。叶适尽力上言，对光宗说，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，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。光宗有所动心，曾两赴重华宫，都城临安人听说后，都为之欢悦。后来叶适又有建言，未报。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，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。

绍熙五年（1194）六月，太上皇宋孝宗死，儿子宋光宗称疾不执丧事，又引发出朝政危机。赵汝愚及叶适等人，通过韩侂胄请高祖太皇太后吴氏垂帘，尊光宗为太上皇，立嘉王赵扩即帝位，是为宁宗。

宁宗即位后，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。赵汝愚为宰相，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，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，很不满意。韩、赵的斗争不断升级。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，排斥打击赵汝愚、朱熹、叶适等。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，叶适也受到牵连。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，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“伪学”。由“伪学”之禁，演变成反对“逆党”所谓的“庆元党禁”，“初，韩侂胄用事，患人不附，一时小人在言路，创为‘伪学’之名，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”。

庆元元年（1195）叶适为御史胡绂所劾，降级两官。庆元二年（1196），差知衢州。庆元三年，朝廷立“伪学”之籍，名单上共有59人，叶适在其中。

嘉泰元年（1201），叶适起为湖南转运判官，嘉泰二年，弛禁，迁知泉州，次年，赴任。同年九月，应召入对，叶适对宁宗说：“治国以和为体，处事以平为极。臣欲人臣忘已体国，息心既往，图报方来可也。”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。

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，叶适说这件事至大至重，一定要考虑周密，“故必备成而后动，守定而后战”，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。开禧二年（1206）叶适除工部侍郎，韩侂胄进行北伐，是要利用叶适的声望。但如叶适所料的一样，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，也没有周密的准备，加上用人的不当，吴曦的叛降，虽然战争初期，获得一些胜利，但很快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，金兵南下，形势危急。叶适乞节制江北，在和州、滁州等地战斗中，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，给金人以重创。兵退，叶适进宝文阁待制，兼江淮制置使。

叶适在长江以北屯田，设置堡坞，一面屯垦，一面积极备战。这些做法很有成效。开禧北伐失败，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，取其首级，以向金人求和。叶适于战端未开之时，极力谏止，晓以利害。在战争中，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，解和州之围，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，收到了成效，这些方面是有功的，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适，“罪名”是叶适曾“附韩侂胄用兵”。叶适因此被夺职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年。嘉定四年，转中奉大夫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获祠禄，奉祠凡13年，直至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辞世，终年74岁。

叶适一生重教兴学，以培养人为己任。少年时期，他边读书边讲学。中年时期，在求学之间，从政之暇均设熟授徒。晚年居水心村，悉心讲学，培养大批复合型人才。乾道元年(1165)，叶适十六岁到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舍讲习。乾道二年(1166)，浙南遭遇特大水灾，给叶适讲习生活带来一场灾难。

淳熙八年(1181），叶适以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出任平江府。在苏州葑门讲学授徒，培养了滕朗、周南、厉仲方、薛仲庚等一批学者。滕庞(1156~1218)，长期从叶适游，曾佐助叶氏坚守建康，击退金兵。周南(1159—1213)，宋史有传。厉仲方(1159—1212)，陈亮女婿，曾协助叶适防守建康，在抗金中屡建功勋。

叶适罢职还乡后，尝寓居台州、黄岩、温岭一带办学授业，培养出陈耆卿、吴子良、丁希亮等许多名士，对台州当时学术界影响颇大。后入在台州路桥罗洋街叶适讲学处建毓英庙纪念。

叶适被诬罢职后，于庆元四年回到永嘉，定居水心，悉心讲学。学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柯大春等。

晚年潜居水心，杜门家居，讲学授徒。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，永嘉薛师石，瑞安曹豳，还有台州、余姚、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。南宋著名学者刘宰记述叶适讲学情况。(《漫塘文集》卷十九·《送黄竹涧序》：叶水心在永嘉，户外之履常满，盖其师友相从，亦徘徊而不忍去。)

叶适在哲学上是永嘉学派的代表，他持唯物主义观点，反对空谈性理，提倡"事功之学"，重视商业，主张提高商人地位，观点与朱熹、陆九渊对立。在诗文创作上，继承韩愈"务去陈言"、"词必己出"的传统，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，提倡独创精神，主张"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，不规仿众作"(《归愚翁文集序》)。其文雄赡，才气奔逸，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。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"资书以为诗"的诗风，而倾向于晚唐，尤其尊崇姚合、贾岛的流利清淡。与"永嘉四灵"（见四灵体）徐照、徐玑、赵师秀、翁卷等人友善，曾刊印他们的诗集，并极力推崇，如在《徐文渊墓志铭》中说"四人之语遂极其工，而唐诗由此复行矣"。他的诗"用工苦而造境生"，"艳出于冷，故不腻，淡生于炼，故不枯"（《宋诗钞·水心诗钞》）。所作不限于五律，多五七言古，题材大于"四灵"。

叶适著作有《水心文集》、《水心别集》、《习学纪言序目》。其中《水心文集》29卷，《水心别集》16卷，有《永嘉丛书》本、《四部丛刊》影嘉业堂藏明黎谅刊本。1961年中华书局将《水心文集》、《水心别集》合编并加校点，题名《叶适集》。又有《习学纪言序目》50卷，辑录经史百家，各为论述，有《四库全书》本与敬乡楼丛书本。

《水心文集》，由门人赵汝谠编次刊行，用编年法。集中所作札、状、奏议、记、序、诗、铭并杂著，成篇章者凡人百余篇。其文“本之圣哲而参之史”，所论鸿博精当，可谓大成。图为《水心文集》光绪八年孙衣言校正重刊本。

《水心别集》十六卷。凡《进卷》九卷，《廷对》一卷，《外稿》五卷，《后总》一卷，多为论治之方。其论针对宋代政治、经济。军事、法制、人事等方面积弊，提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主张和治理措施。图为《水心别集》同治九年李春和刊本。《叶适集》是《水心集》和《水心别集》合编，分三册出版。

《习学纪言序目》五十卷，其中经十四卷，诸子七卷，史二十五卷，文四卷。是书辑经史百家各为论述条例成编，是叶适评论历代学术著作的专著。

傍水人家柳十余，靠山亭子菊千株。竹鸡露啄堪幽伴，芦菔风干待岁除。

与仆抱樵趋绝涧，随僧寻磬礼精庐。不知身外谁为主，更觉求名计转疏。

白头几度逢重九，方是今年种菊花。衰病自怜何处看，馨香聊向小园夸。

讨论摇落生光怪，暖势风霜与丽华。正好行吟君已去，别移秋色付谁家。

西山
　　对面吴桥港，西山第一家。有林皆橘树，无水不荷花。

竹下晴垂钓，松间雨试茶。更瞻东挂彩，空翠杂朝霞。

窈窕随塘曲，酸甜在橘中。所欣黄一半，相逐树无穷。

习啖成真性，悲歌记土风。惭非美人赠，采摘恣村童。

寄来南岳第三藁，穿尽遗珠簇尽花。几度惊教祝融泣，一齐传与尉佗夸。

龙鸣自满空中韵，凤咮都无巧后哇。庚信不留何逊往，评君应得当行家。

在宋代学术史上，叶适有重要的地位，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《叶适集》（《水心文集》与《别集》合编，1961年版）以及《习学记言序目》（上下册，1967年版）。叶适在学术上的贡献，全祖望评论说：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，其学始同而终异。永嘉功利之学，至水心始一洗之。然水心天资高，放言砭古人多过情，其自曾子、子思而下皆不免，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。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，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。乾、淳诸老既殁，学术之会，总为朱、陆二派，而水心龂龂其间，遂称鼎足。然水心工于文，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。

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。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、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。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，一是“二程”的洛学，一是张载的关学。这就是全祖望说的：“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，不知其兼传关学。”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，“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，其学多无传，独先生尚有绪言”。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，应当提到郑伯雄、伯英兄弟，以及薛季宣、陈傅良等。叶适与薛季宣、陈傅良的关系密切，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。叶适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，此后交游40年。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“教人就事上理会，步步着实，言之必使可行，足以开物成务”。

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，才“一洗之”，这句话可以商榷，但也点出叶适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。叶适提倡功利，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，反对空谈性命，讲求学统，说：“读书不知接统绪，虽多无益也”（《水心文集·赠薛子长》）。叶适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，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，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。叶适完成了薛季宣、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。叶适写《习学纪言序目》时，已经是晚年，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。

叶适的经制之学重典章、重经济、重致用，倡改革，又讲义理。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，主张“义理之学不必深穷”。水心同这些有差异。

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。“水心工于文，故弟子多流于辞章”，这是说叶适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。从另一角度来看，也反映了叶适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《习学纪言》有一段评论，说这本书斥汉人言《洪范》五行灾异之非，确能有所见，“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”；但指出叶适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，是“文浅义陋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引陈振孙的话，说《习学纪言》“其文刻峭精工，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”。

至于说叶适的门人多流于辞章，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。但《宋元学案》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：“水心之门，有为性命之学者，有为经制之学者，有为文字之学者。”还有王大受（拙斋）这样“欲以事功见其门庭”的学者。

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。南宋乾道、淳熙之际，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高潮。最初有朱熹的朱学、吕祖谦的吕学以及陆九渊的陆学。所谓的朱学、吕学、陆学，鼎足而三。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，是南宋的三大学派。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（1180），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。从此是朱陆两分天下，叶适的崛起，成为一大宗，遂与朱、陆鼎立而三。但水心之学无法与朱、陆相抗衡。南宋后期，朱学地位在提高，朱、陆合流、相互出入，成为一种文化潮流。朱熹指责陆学之弊是偏，而永康、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。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，不足取。应该说，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，根柢《六经》，折衷诸子，辩理学家说《易》及解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之非，以为“舍孔子而宗孟轲，则于本统离矣”。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，虽然仍是本《六经》之根本。

叶适讲究“功利之学”，认为“既无功利，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”。主张“通商惠工，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，流通货币”（《学习纪言》），反对传统的“重本抑末”即只重农业、轻视工商的政策。强调“道”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，“物之所在，道则在焉”。物由气构成，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。提出“一物为两”、“一而不同”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，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、转化之中，但强调“止于中庸”。认识上主张“以物用不以己用”，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。反对当时性理空谈，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等，进行了大胆的批判。认定《十翼》非孔子作，指出理学家糅合儒、佛、道三家思想提出“无极”、“太极”等学说的谬论。在哲学、史学、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。

正则闻甚长进，比得其书甚久不曾答得，前日有便，已写下而复遗之，今以附纳，幸为致之。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，此事尽当商量，但卒乍未能得相聚，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《朱子大全》卷三六《答陈同甫》。

承谕正则自以为进，后生可畏，非虚言也，相已相见，深得其要领，恨不得与闻一、二。《朱文公集》卷三十六。正则且得有啖饭处，去岁相聚，觉得其慨然有意，若到雁山，必须过存之也。《吕太史别集》致陈亮第十七函。

叶正则俊明颖悟，其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，但力量有所不及耳。渠于亮甚厚，其于亮所厚如兄与天民极倦倦，殆未可以科举士人论。此君更过六七年，诚难与敌，但未知于伯恭如何耳《陈亮集》增订本卷二九《与吴益恭安抚又书》。正则学误，日以超颖，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，《陈亮集》卷二十八。日以超颖，非复向时建宁相见之正则也，《陈亮集》卷二十八。

水心叶先生之文，如涧谷泉，挹之愈深。慈湖杨先生(简)之字，如节制兵，整而不乱。是志也，水心经年方脱稿，慈湖见即落笔，则肯父所以得此，于二先生必有道矣《漫塘集》卷十《通魏侍郎》。近时叶水心之博，杨慈湖之淳，宜为学者所仰。而水心之学既未免误学者于有，慈湖之论又未免谤学者于无同书卷二四《书夏肯父乃父志后》。

《后村集》中有云：“予少时读龙泉(指叶适)所作《陈仲石志》，高雅如《檀弓》、《谷梁》，条鬯如苟卿。”予至今犹不忘。忆昔尝与云畲赵史君(原注：云畲名必，南丰人)论水心文字，止取其铭之佳而未及其志也。后村翁推尊极至，念不可泯，因录于此，识者更共评如何。然不读志，亦不知铭之妙，《隐居通议》卷十七。